作者：曾仕强
我国管理思想，以儒家为主流。孔子「摄礼归义」，更「纳礼於仁」，构成「仁、义、礼」一贯的思想体系。孟子重仁、义，并不忘礼；苟于重礼、义，也不志仁。儒家「仁、义、礼」的管理理念，实践起来，就成为中国人常说的「情、理、法」。 [ 情、理、法 ]系以「法」为基础，一层一层向上提升，任何组织，都应该以「制度化」为实施管理的起点；组织成员，共同以「崇法务实」为基本的行为规范，一方面自己守法，一方面也要发挥道德勇气，以反抗不法的行为。制度化管理，重点即在大家共同守「法」。但是制度由人创立，亦由人改订，看起来好像固定，却仍随著人事而变动。制度初订立的时候，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用意；此二者又皆是变动的。可见制度如果不能因时因地而制宜，那就会僵化，形成官僚管理，难以应付两可及例外事宜。制度为求合宜，必须「应时而造道」，不可不「持经达变」，为求「经权」得宜，就应该依「理」变「法」，把「制度化」提升为「合理化」。管理者一切求合「理」，必然合「法」，如果出现合理而不合法，便证明此「法」已不合理，有修订的必要，可见制度的适时调整，确有其实际上的需要。萨孟武先生说过：法家主张「法治」，却无不言势、术、法。这三者都和人主有关，居势者君也，用术者君也，制法者亦君也，一切关键均在人主，於是法治最後又归於人治了。事实上，管理是离不开人情的。空喊「制度」而未能「合理」，即是「恶法」。标榜「合理」却不能为同仁认定，便是未得人心，大概有违人情。典章制度日久疲弊，变成形式而缺乏真实的生命，仅仅具有束缚作用，就会和人性发生冲突，造成矛盾。管理者动机不纯正，再合理的规定，大家也看成不合理。所以如何「安人」，才是管理的最终目标。「安」就是「大家好」，管理者以「大家好」的「公心」，来感应员工，员工有了「大家好」个人才能好的心情，一切「理」、「法」，自然接纳。管理人性化，其实就是合乎人，「情」的管理。[情」必须以「理」「法」为基石。许多人从表面上观察，认为中国人是讲「情」的民族。其实，中国人所看重的，乃是可贵的「合理的情」；中国人所十分厌恶的，实在就是「不合理的情」。「情理」合，才是纯真的「情」。中国的经营理念，具体说来，便是「情、理、法」的管理，因为管理本来就是扩情的历程。
我国管理思想，以儒家为主流。孔子「摄礼归义」，更「纳礼於仁」，构成「仁、义、礼」一贯的思想体系。孟子重仁、义，并不忘礼；苟于重礼、义，也不志仁。儒家「仁、义、礼」的管理理念，实践起来，就成为中国人常说的「情、理、法」。 [ 情、理、法 ]系以「法」为基础，一层一层向上提升，任何组织，都应该以「制度化」为实施管理的起点；组织成员，共同以「崇法务实」为基本的行为规范，一方面自己守法，一方面也要发挥道德勇气，以反抗不法的行为。制度化管理，重点即在大家共同守「法」。但是制度由人创立，亦由人改订，看起来好像固定，却仍随著人事而变动。制度初订立的时候，必有其外在的需要与内在的用意；此二者又皆是变动的。可见制度如果不能因时因地而制宜，那就会僵化，形成官僚管理，难以应付两可及例外事宜。制度为求合宜，必须「应时而造道」，不可不「持经达变」，为求「经权」得宜，就应该依「理」变「法」，把「制度化」提升为「合理化」。管理者一切求合「理」，必然合「法」，如果出现合理而不合法，便证明此「法」已不合理，有修订的必要，可见制度的适时调整，确有其实际上的需要。萨孟武先生说过：法家主张「法治」，却无不言势、术、法。这三者都和人主有关，居势者君也，用术者君也，制法者亦君也，一切关键均在人主，於是法治最後又归於人治了。事实上，管理是离不开人情的。空喊「制度」而未能「合理」，即是「恶法」。标榜「合理」却不能为同仁认定，便是未得人心，大概有违人情。典章制度日久疲弊，变成形式而缺乏真实的生命，仅仅具有束缚作用，就会和人性发生冲突，造成矛盾。管理者动机不纯正，再合理的规定，大家也看成不合理。所以如何「安人」，才是管理的最终目标。「安」就是「大家好」，管理者以「大家好」的「公心」，来感应员工，员工有了「大家好」个人才能好的心情，一切「理」、「法」，自然接纳。管理人性化，其实就是合乎人，「情」的管理。[情」必须以「理」「法」为基石。许多人从表面上观察，认为中国人是讲「情」的民族。其实，中国人所看重的，乃是可贵的「合理的情」；中国人所十分厌恶的，实在就是「不合理的情」。「情理」合，才是纯真的「情」。中国的经营理念，具体说来，便是「情、理、法」的管理，因为管理本来就是扩情的历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