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其实最不应的是于丹教授来讲《论语》,如果照《论语》说法,“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”于丹教授也成不了教授,她还裹着民族传统的小脚呢。
最有讽刺意味的是,在于教授侃侃而谈时,背后是先进文化系列讲座。我不知道二千多年前的《论语》在今天是先进文化吗?对此杨卓舒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:中国儒学二千多年没能拯救中国,难道现在就能拯救中国吗?如果能,就没有“五四运动”的打到孔家店,也没有鲁迅等人的《狂人日记》,把仁义道德读出吃人。
我读《论语》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在高中课本一篇文章里作者写到:“赵普说‘臣以半部论语治天下’。作者读了几遍还没看出如何治天下。”因而,我也开始读《论语》,但读了几遍还没看出如何治理天下。接着我读了老子的哲学。人是会动的物,社会一切都在运动,想不动——如老子学说——就是反动。动虽然有好有坏,但不动只有死亡。庄子的哲学,鸵鸟的哲学。就是被追的无奈的时,把头埋在沙子里,就看不到不法侵犯,以不见害为无害。但庄周以批判儒学而出名,他曾以一篇“盗跎怒斥孔丘”而传遍诸侯各国。庄周说:儒者所谓道,无非仁义礼智之类。这些东西都是乃祖周公制定出来的,而强行加到百姓头上。它并不是出自人的本性,而是违背人的本性。因此,用儒之道治国,其国必亡;用儒之道修身,其身必衰。但是,孔丘之后的儒士却将这些东西奉为瑰宝,那完全是为了讨人主的欢欣,以捞取功名富贵。其实,他们满口仁义道德,满肚子男盗女娼。
为什么庄周回这样说哪,因为他看到讲儒学的国家,像鲁国越来越衰落,而管仲所服务的齐国,还有不讲儒学的秦、楚等国家越来越强大。
使秦国变得强大的商鞅理论——弱民的理论,中国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感受到了。结果国未墙民却弱,只有改革开放后才改变了这种局面。
法家的韩非子也对孔孟的儒学提出过非议,如他讲“上古之民,与禽兽同居,有圣人构木为巢,以避禽兽之害,人们拥戴为王,号有巢民。上古之民,生食肉鱼蛤蚌,常有病疾。有圣人钻木取火,将食物烤熟食用,人们拥戴为王,号燧人民。今有构木为巢,钻木取火者,必为人取笑。同样,若言尧舜禹汤之美,必为今世以圣君所耻笑。以先王之政,治当世之民,就向守株待免之愚夫”“传扬上古先王的颂词,所言尽管动听,却不实用。称道先王的仁义,却不能用来治理当今之世。正如三岁玩童用烂泥做米粥,用木屑做肉,所玩的游戏,饥不可食。”
韩非子把老百姓赤裸裸称作君羊之民,教人主如何牧羊,牧老百姓,我不愿当羊,因而讨厌法家的理论,想来古人也不愿羊,故秦朝二世而亡。
韩非的同学李斯这个仓鼠,个人品质拙劣不堪,实行愚民政策,焚书坑儒,想太上禁其心——第一,要禁止别人去思考,但人是有心的,不是木偶,总得想些问题,因而,不如儒学——儒教,真正的禁其心。
还有墨子,他提倡兼爱——不是博爱,被亚圣孟子斥之为禽兽理论。你要兼爱,记爱你的父亲又爱别人,把别人同你的父亲等同起来,就等于不要你的父亲,就等于不孝,不孝就不是人,就是禽兽。亚圣的话谁敢不听,故二千多年来兼爱没人提起。
我在古代代没有找到治理中国的良方,鲁迅说:“我以为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,多看外国书。”因而我又读了孟德思鸠、卢棱、尼采、马克思、恩格思等一些作品。觉得治理中国的良方就在这里。权力义务说,三权分离说,人权说,社会契协说,自由说,平等学说,剩余价值说,社会发展理论,人民高于一切学说等对我的思想引起极大的变化。
再看论语,赵普说:“臣以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”我用《论语》一句语就能治天下,这句话就是“其国人也孝弟,而好犯上者,鲜矣;不好犯上,,而好作乱者,末之有也。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,其为仁之本与!”翻译就是“作为一个人能孝敬父母,敬爱兄长,却喜欢顶撞上级这样的人是很少的;不喜欢顶撞上级,却喜欢造反判乱的人,从来也没有。君子致力于根基,根基建立了,做人的准则就会产生。孝顺父母,敬爱兄长,这就是仁爱的根基。”
根基是孝,孝即是顺,顺从父母,顺从父母的一切,把孝说成绝对的个体伦理自觉,在理论上明确规定“孝”是无限延长的父权,在孝的真实内涵里,儿女处在绝对卑下的地位,没有任何可以独立享有的权利。权利和义务是相等,人有做人的权利,才有做儿子的义务。洛克说“这决不是给父母一种命令儿女的权利,或可以任意处置儿女的生命或自由的权威。应当尊敬、感恩和帮助是一回事,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屈从是另一回事。”中国的孝就是尊崇父亲的权威,把做人、做儿子的权利全部放弃。因此,早在进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变了,变成没有人格没有思想,只知孝顺父母的乖孩子。当进入社会后,就变成了尊敬上级领导,孝忠上级领导。只有上级领导才能给你好处,因而,他只对上级领导负责,个人没有头脑,全是上级主子的头脑,个人没有思想,全是主子的思想。即无自治之力也没独立之心。凡饮食男女,服装起居,无不听命于主人,而天赋的人权,应享的幸福也无不遂主人之手,而得之。倚赖之外无思想,服从之外无头脑,谄媚之外无笑语,奔走之外无事业,伺候之外无精神。象狗一样,而不是象人一样绝对的忠,因此才成为统治者的工具。
这也是儒教的“孝”功能。因此说它也是精神鸦片,让人在晕晕糊糊中、盲目乐观中衰亡。
于教授也知道宣讲的是精神鸦片,她说:“让我们做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。”不可救药就是吸食鸦片,乐观主义者是后果。鸦片的作用是精神。于教授讲论语也是精神,也就是精神鸦片。
于丹说:“孔子弟子三千,其中有七十二贤人。他们每一人都是一粒种子,把那种生活态度、生活的智慧广为传播。实际上孔丘在生前和他在死后四五佰年都没有流传出来。“最有人格魅力”也没人欣赏,只是董仲书、朱熹以后才流传出来。因为是统治者的需要。
于教授说重要的是“老百姓对国家的信仰。”的确重要,但这个国家是老百姓的国家吗?是各朝皇帝的国家。《茶馆》里一个革命者说国家是老百姓的国家,这不是混帐话吗?老百姓有选举最高领导人的权利吗?
“但到了一九九六年再参加调查,发现这个幸福指数下跌到了68%。”可幸福指数由下跌是因为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,基尼指数达4.7。
对于陶渊明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,但鲁迅论《隐士》一文中说的好“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有了‘悠哉游哉,聊以卒岁’的幸福。倘不然,朝砍柴,昼耕田,晚浇菜,夜织屡,又哪有吸烟茗,吟诗做赋的闲暇。
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,一名“田园诗人”然而他有奴子。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伺候主人,并给主人种地,营商的。正是生财器具,所以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生财之道,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,而且没有饭吃.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。”
什么是恕,就是不要认真,要饶恕别人的过错,有些过错能铙恕吗?成克杰、胡长青之流能饶恕吗?应该是一个“法”字。只有法律才能保证和谐。
什么是忠,是狗,狗最忠。正因为如此,才能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工具。
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,讲恕,但却不可恕少正卯,成为千古疑案。看他杀人借口怎样,门人曾向孔子说:“少正卯鲁之文人,夫为政始而诛之,得无失乎?”孔丘说:“人有大恶者五,而盗窃不为焉。一曰心逆而险,二曰行僻而坚,三曰言伪而辨,四曰记丑而博,五曰顺非而泽。此五者,其一于人,不得免于君子之诛;而少正卯兼而有之,故不可不诛。”看这五个条件,少正卯即没有聚众骚乱的行为,又无造谣惑众的口实。唯一该杀的是少正卯比孔丘博学,是孔丘施政的障碍。正所谓“庶民无罪,怀壁其罪。”孔丘的杀人伎俩蠢笨之极也霸道之极。
后来儒家编造许多少正卯之罪,但都又掩饰不了孔丘的辩解。
恕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。如果人性不善呢?就没有办法了。
法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的。恩格思说过:“人之初是没有善恶的,如果说人是从善中发展起来的,不如说人是从恶中发展起来的更符合事实。”
于教授说:“真正的和谐是什么?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,有一种顺应,有一种默契。”我说:“是公正,是民主,是自由。”
自然万物是指什么?为什么要对它敬畏,又为什么要对它顺应,为什么对它默契。自然万物应该改造我们生活物质条件,还是有什么别的解释。我说要达到和谐的唯一条件是公正。
(待续)









